上述三所学堂均为高等中小学堂，他们的经费多源于乡绅的集资，另外也包括学生缴纳的费用。因为乡绅筹集的金额有限，学堂经费常常捉襟见肘。清末新政推行以后，地方督抚命令地方官员与当地乡绅、商贾合力筹办学校。于是，筹办学堂的乡绅以杨模为代表，与管理府庙米捐的米商赵虁、张锦钊商议，想要从府城隍庙米捐中抽取二厘用作学堂经费。
米商原本要缴纳的米捐是每石十厘，一年大约是900至1000元不等，杨模所求不过十之一二。但新式学堂经费的筹集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，以杨模为首的乡绅想要通过筹办学堂经费染指府庙米捐，未必没有进一步占据米捐、扩大其在地方的势力的打算。
而米商自然不愿意损害自身的既得利益，又担心乡绅得寸进尺，一步步坐大，因此一直拖拖拉拉就是不答应。他们先是借口庙捐有限，不足以充当学堂经费，后来直接说要自己办学堂，不参与杨模等人兴办的学堂。
杨模见商议不成，就把用庙捐充当学费的提议上呈给了江淮巡抚，想要借助政府权力施压。谁料该提议被巡抚一再搁置，并没有被批准。米商听说了这件事后，认为巡抚并不赞同建立新式学堂，自以为得到了巡抚的支持就没再搭理杨模，也不再提自立学堂的事，以至于后来引发了更大的停业风潮，导致学校被砸毁。
虽然外面的世界因为战争被西方思潮冲击的七零八落，但传统的夷夏之辨和道统思想在乡村范围内仍旧根深蒂固，近代思潮对这片土地的渗透非常缓慢。所以，新式学堂即便在大城市建设得轰轰烈烈，但在无锡和金匮一带尚属新生事物，民众大多保持着一种怀疑、警惕的态度。再加上利益的纠葛，新式学堂在乡里之间就更不遭人待见了。没钱办不下去，很多学堂没过几年就在乡间销声匿迹了，生存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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